“我坐在这儿有点失落，更愿意坐在那儿。”李肇星指了指台下早已坐得满满的同学们的座位。

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卸任后，接过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聘书。9月5日一早，在国关学院开学典礼上，“李肇星讲堂”开张了。开口的第一句话，李肇星就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，他不愿别人叫“前外长”，愿意被称为“北大同学”。

从赏国画论国际形势

“丈山尺树，寸马分人——国际形势观察”是第一课的题目。

“前两天我读到唐代诗人王维的《山水论》，讲的是如何看国画。今天我就现学现卖。”李肇星开始破题——“画中山，以丈来量。画中树，以尺来测。画中马，以寸来量，画中人，要根据他的表情、动作、神韵来细细揣摩。观察画中人，也最难。”

李肇星顿了顿，将话题从赏画引入观察国际形势——“其实看画的四种境界，也可以借鉴到观察国际形势中。既要登高望远，有战略眼光。又要脚踏实地，细致入微。”经李肇星这么一点拨，台下同学们才恍然大悟。

而这，只是李肇星破题的开始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，他为同学们带来了一顿盛宴。

讲述与麻生的“洗手间外交”

都知道外交需要灵活，但有时一些沟通手段灵活得让你想都想不到。

“有些问题坚决不能让步。比如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。”李肇星讲课始终面带微笑，但说到原则性问题时，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。

担任外长期间，李肇星见证了中日关系从冰冻三尺到春暖化冰的全过程，其中和日本前外相麻生的一次谈话，让他记忆犹新。

“去年中日高层关系还很僵的时候，我和他共同出席一个国际会议，他看我上洗手间，就跟了出来，而且拦住手下没让他进去。就这样，我们在没有媒体记者的打扰下，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畅谈了20多分钟。”

“这次轻松愉快的交谈，也为中日两国外交领导人加深相互了解、增进互信奠定了基础。”李肇星这样回忆了这次特殊沟通的成果。

后来，麻生并没有把谈话细节透露给日本媒体，但是却用了这样的措辞，“我和李肇星在双方都‘方便’的地方进行了真诚的沟通和讨论”。

批评美方的“文革思维”

外交舞台上，不仅要适应多样的谈判方式，还要灵活应对对方的“挑衅”。

“一次我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中美外交谈判。没想到美国代表团一开始就谈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。”

李肇星便如是回击——“我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。我觉得不应该将货币问题政治化。我告诉他们，以前我们‘文化大革命’时期，对事物判断都非左即右。连地里的庄稼都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彻底否定了‘文革’，而你们还抱着极端的文革式理论来看中国的货币问题，不觉得不合时宜吗？”

他告诉同学们：“有时外交谈判都是针锋相对，你要说服对方，就要靠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取胜。”

被常识性问题“难倒”

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驰骋风云的李肇星，有一次被看起来简单的常识性问题难倒了。

“在我做外交官的第43年，也就是去年，突然有人问我，你是外交部部长，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个国家？别看我是外交部长，一下子也答不上来。就去找礼宾司和国际司司长，他们告诉我大概有200个国家和地区。我一听这不就是外交辞令吗。‘别拿发言人那一套回答部长提问。’我们三人都回去查找资料，根据我们三人的标准，得出了共有192个国家这个结果。”

在李肇星看来，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。“我觉得做什么事都要心中有数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有一次一个国家派访问团来中国，问你们中国有多少人口，当时咱们官员说有六七亿吧。对方一听就很惊叹，‘中国真伟大，一差就差1个亿。’”

台下同学笑声一片，但李肇星并没把这只看成一个笑话。“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治学中，要实实在在，多用事实证明观点得出结论。这样才有说服力。”

正所谓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。“他给我们讲的都是鲜活生动的实例和他的切身感受，很难在书本中学到。”北大国关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学生王田告诉《国际先驱导报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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